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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汉朝刑法原则和制度看法律的儒家化。儒家学说自孔子立，经孟子，荀子等人的发展，结构逐渐完善和丰富。在百家争鸣的大变革时代，占得一席之地。与此同时，法家学说也深得统治者青睐，主导着各国得法律思想。汉朝建立以后，董仲舒改造儒学，统治者将其奉为正统思想，其内容深刻影响了汉代的立法，司法。同时也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。本文将以汉代的刑法为例，具体阐述中国法发展中的重要转变。关键词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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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刑 宗法制 礼 儒 法 非同姓血缘 德主刑辅 以刑去刑 君父一体 春秋决狱（一）汉代之前的法律制度 公元前202年，刘邦建立汉王朝，开创了汉王朝的基业。汉代初期，在法律上沿袭秦代法律的部分内容，以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思想，主张“无为而治”“道法自然”。统治者们面对长年战争所留下的创伤，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，社会经济逐步恢复，统治形势渐趋稳定，一场深刻的变革即将开始，法律制度也开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转变。 于是，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历史的主角！代替黄老思想而成为统治思想，并且影响了汉代法律得发展方向。 研究汉代的法律制度，特别是其刑事法律制度，我们就必须了解汉代之前的法律制度。 公元前21世纪前后，中国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时代夏朝建立，完成了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君主专制的质变过程，产生了中华民族最初的国家形态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[1]，即奴隶制法律制度。 历史演进至商代，开始出现刑名。具有代表性的是商代规定了墨、劓、刖、宫、大辟的五刑制度。刑罚方式十分残酷，充分暴露了商代刑罚制度的野蛮性与残忍性。此外，商代刑法严惩蛊惑民心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。据《礼记》载：“析言破律，乱名改作，执左道以乱政，杀；作淫声异服，奇技奇器以疑众，杀”。反映了商代刑事立法钳制思想言论，严惩扰乱社会秩序的各种犯罪，确保奴隶主阶级的正统地位。 西周的法律制度在夏商两代奴隶法的基础上，又有了较大的发展。宗法制确立，建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与国家政治相结合的政治形式。周王制礼又为“刑”的运用提供了帮助，“礼”与“刑”相互推动，“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”，“出礼则入刑”[2]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，分封制、宗法制的地位开始动摇，各路诸侯自成一家，周天子失去对天下的控制，礼崩乐坏的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代到来了。 清人王国维先生在其所著《殷周制度论》中指出：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周之际。”从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来看，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巨大变革始于春秋战国之交，家国一体、君父一体的政治被打破，百家争鸣的时代到来了。其中，儒、法两派最具影响力。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通过对宗法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“忠”“孝”的沟通性解释，重新弥合了家与国的分界。为确立新的非同姓血缘的君父一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[3]。 但是，同一时期的法家思想却更为受到统治者的喜爱。这是因为儒家学说倡导“仁”与“德”，以无刑明德为标准，对处于各国争霸的时期来说，这种思想十不现实的。尽管孔子周游列国阐述其思想，但终因不适应需要而失败。而法家学说鼓吹君主专制，严格君臣上下之分，严刑峻法，严厉打击各项犯罪。因而适合当时地主阶级掌权的需要。 然而历史的来看，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：无德惟刑或无刑惟德都将导致社会的不安与统治的失败[4]。由此可见，儒学早期与法家的失败都是必然的。（二）儒学进入法律 秦亡汉立，法家思想退出历史舞台。对于汉代的统治者来说，选择一种适于政治稳定、生产力发展的法制指导思想是最为基本的问题。法家失败了，旧的儒学未行于实践，于是黄老之术成为汉初的正统思想。这一状况直到汉武时期董仲舒改造儒学后才得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中国的法制史也即将开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，成为中国两千年来法制伦理化，即法制儒家化的起始。 董仲舒思想上承孔子、孟子，近取荀子，兼而吸收阴阳五行、天人合一等思想，神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和宗法道德伦理的“三纲五常”，成为封建社会的立法、司法活动的指导性原则。在这一原则指导下，汉代刑法形成了以下几点原则： 保障封建官僚贵族特权的上请原则。所谓上请，即某些官僚贵族犯罪后，一般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审理，须奏请皇帝，根据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，官职功劳的高低大小，决定刑罚的适用及减免[5]。关于这一原则，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涉及，这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设立的特权制度。在这里，将孔子的非同姓血缘的君父一体制加以贯彻，既顾及了犯罪官僚贵族与皇帝关系的前提，又为非同姓但又有功之臣的行为放宽了条件，符合儒家“孝”“忠”的思想原则。 矜老怜幼的恤刑原则。这条原则是以儒家宣扬的“仁政”思想为指导。按汉律规定，某些老弱妇孺病残者犯罪，可减免刑罚或区别对待。如80岁以上老人，八岁以下幼儿、孕妇、盲人、侏儒等，监禁期间免加刑具[6]。这种刑法制度，既不会威胁封建统治的利益，又可显示“仁政”。 亲亲得相首匿的相隐原则。意思是法律允许某些亲属间相互首谋藏匿包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。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即是孔子。子曰：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”[7]。汉宣帝地节四年诏：“自今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、孙匿大父母，皆勿坐。其父母匿子，夫匿妻，大父母匿妻，罪殊死，皆上请廷尉以间”[8]。 先自告除其罪原则。汉律中的自首叫“自告”或“自出”，犯罪者在其罪行未被发觉之前，自己到官府报告其犯罪事实，可以免除其罪。儒家学说奉行“仁”和“德”，在“法”和“德”之间，“德”是第一位的。犯罪者的自出，宏扬了道德，符合统治思想，可以稳定社会，笼络人心。较之法家的严刑峻法有巨大的社会效应。在孔子、孟子等“民本”的思想指导下，确立的这一原则，对于今天的刑事法律活动也有巨大的影响力。 一般来看，汉朝的刑法原则主要是以上几点，在这几点中均发现了儒学的因素。将法家、道家的法律思想放到了次要的位置，德刑并用、德主刑辅的儒家化的法律开始运行。 在汉代的刑法中还有专门对于危害中央集权与危害君主专制的犯罪。 阿党与附益。这主要限制中央之臣与外部诸侯关系的罪名。师古曰：“附益，言欲增益诸侯也。”故此犯罪皆处重法。 此外还有事国人过律、非正、出界，以及泄漏省中语罪等罪名。均是为了制止中央与诸侯的关系地位的法律。汉律中还有许多维护皇权、严防臣下侵犯或削弱皇权，以及危害皇帝尊严和安全的犯罪。儒家思想成为汉朝统治思想之后，新儒家思想的君主专制得到实现，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央集权。我们不可否认，对于中央集权的维护，汉代之前的专制社会中也十分重视，但汉朝这样大规模立法加以维护的是没有出现的。这一方面说明社会的发展，社会形态的要求；另一方面表现出了孔子的贵族政体和“贤人”的政治主张。为了实现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统一局面，孔子严厉批评了各种危害统治的行为，提出了“正名”的主张。而儒学的改造者董仲舒则一直奉行“大一统”的尊君说，并从神学的角度来论证集权专制政体的合理性。他把先秦的“天命”观和“天人合一”论结合起来，把皇帝神化为“天之子”和“万民之父母”。《春秋繁露》：“圣人正名，名不虚生。天子者，则天之子也”；《为人者天》：“惟天子受命于天，天下受命于天子，一国受命于君”。这样，封建皇帝便以天之子的地位行使权利，又以天下人之父的身份被置于天下至圣至尊的神坛上。以此背景制定的刑法必然更具有说服力和威慑力，儒家的思想被贯彻的更加的彻底！ 在汉朝的法律制度中，由董仲舒首倡的“春秋决狱”对汉代的刑法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尽管在汉代的刑事制度中没有直接的规定，但却在实践中出现了。这一制度使以儒家经义裁决案件的做法成为习惯。将儒家经义大大的开发了，如“原心定罪”“奸以事君，常刑不舍”“功在元帅，罪止首匿”“罪以功除”等等。春秋决狱的出现，实际上宣布儒家经义具有等同于现行法律的价值，从而使儒学完全进入了法制的各个领域，使儒学从书斋走向实践[9]。（三）法律儒家化的意义 儒学介入法律以后，中国法律步入了以儒为主的时代，这个时代就是法律的儒家化时代，也可以说是法律的伦理化时代。对于这一变化，从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，从汉代的法律实践来看，儒家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是中国政治体系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。合理性在于是当时社会既定条件在法律领域内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；合适则意味着它适应并推动了孕育它的那个社会的发展。但是法律的儒家化使的中国的法律丧失了作为法的价值、功能和品格，传统的儒化为中国法的滞后与枯竭埋下了伏笔。回首历史，展望今日，尽管西方法律文化成为现实世界法制的主流文化，尽管西学东渐依然迅猛，但中国的法律实践并未停止，古老的文明也未完全死去，中国特色的法律实践就是现代化中的活力的体现。在法律儒家化两千年后的今天，通过我们对其辨证分析，必将为我们新时期的法务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，为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提供宝贵经验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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